血之孙吴第1385章 曹魏武帝（五）

“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”。

    他重视人的才能，鄙视德行礼教，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，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，所谓“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”。

    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，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“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的人才。

    并且明令要求下属“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”，不拘一格选官用人。

    曹操用崔琰、毛玠掌管选举，他们任用“清正之士”，“务以俭率人”，使得天下士人“莫不以廉节自励”，即使是权贵宠臣，“舆服不敢过度”。

    以上变化，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。

    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，在统一、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、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，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，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。

    曹操钻研兵法，有高深的军事理论，曾熟读孙武、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着作，自着兵书十余万言（即《孟德新书》）。

    “诸将征伐，皆以新书从事”；又集录诸家兵法，写成《兵书接要》一书，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。

    他撰写的《孙子略解》，开创整理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的先河。

    其着述大都亡佚，从其《孙子注》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《三国志》等史书中，可窥见其军事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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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曹操认识到——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，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，才能拯救社会。

    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，不注重政治；

    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，以仁义代替用兵。

    他强调“兵以义动”，“示天下形势，以顺诛逆”。

    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；

    为争取人心，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，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，以使“百姓亲附，甲兵强盛”。

    谋士郭嘉颂扬他“奉顺以率天下，此义胜”。

    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，关系着战争的成败。

    军队无辎重、粮食、委积，“亡之道也”，因而吸取“秦人以急农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”的经验，大兴屯田，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。

    在治军思想上，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，认为“礼不可治兵”，强调“吾在军中持法是也”，注重以法治军。

    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，“纠之以猛”，以使“上下知制”“所是进之以礼，所不是正之以法”。

    他“揽申、商之法术”，制定管理、训练等军事法规，如《军令》《步战令》《船战令》《论吏士行能令》《败军抵罪令》等，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，强化军队的战斗力。

    为保证法规的实行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，按法赏有功、治有罪。

    明君不官无功之臣，不赏不战之士；

    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；

    告诫诸将“赏功而不罚罪，非国典也”。

    强调“诸将出征，败军者抵罪，失利者免官爵”，并“亲巡将士，明劝赏罚”，在公开场合，自己也不置之法外。

    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，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，认为“夫刑，百姓之命也。

    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，吾甚惧之。

    其选明达法理者，使持典